一鼎盈有些真相，让人不寒而栗

山东曹县人班汉杰一鼎盈，成功吸引了大清皇帝的关注。

康熙五十年（1711年）二月，他连续两次在康熙出巡期间，拦住皇帝的车马叩阍（告御状）。

放在偌大的帝国背景下，班汉杰的案件实在微不足道。两年前，他曾向湖广总督、巡抚控告，说自己在河南做贸易，遭到陈四为首的流动杂技班子的抢劫，夺走了他的货物和衣服。地方经过审理，认定陈四并未抢劫班汉杰。但班汉杰不满这个判决结果，决定进京叩阍。

康熙没有放过这个小小的案件。了解案件详情后，他忧心忡忡地命令刑部重审。

重审的结果是，陈四因“鸠党抢夺”被判斩立决，他的杂技班子中有70余人遭流放黑龙江，给披甲人为奴。原任湖广总督、巡抚、云贵总督、陕西巡抚等多名封疆大吏因“纵容滋蔓”“溺职”等罪名遭到降职查办。

一起小小的抢劫案件，为何会最终造成一人处死，数十人流放，并终结了多名封疆大吏的政治前途呢？

说起来，仅仅是因为这起案件戳中了康熙的梦魇。

康熙在命令刑部重审的批示中说：

陈四等人如果真是饥荒导致的流民，到有良田的地方就应该停下来，安家耕种，瞻养妻子，为什么又乘骡马，手执刀枪等器械绕行各省？像这样十百成群、越界远行的队伍，地方督抚并不上奏，不知是何居心？况且，如此多人流荡数年，每日需要许多口粮和喂马草料，都从何处取来？这种人怎么可能会是流民？

接着，他最忌讳的那个人名，在他笔下出现了：“前有伪朱三太子，曾被大户人家迎入，供其酒食，众所周知……”

以前有伪朱三太子事件，许多人都知道，一些富豪大户还把他迎至家中，给他好吃好喝，此等事情朕都知道。

康熙在班汉杰、陈四的案子上大做文章，要求刑部重判，压根儿不是想为被洗劫的商民伸张正义，而是100多人的聚众规模，又乘骡马、持刀枪越界远行，让他不由得不怀疑这背后或许存在一股潜在的谋反力量——类似于数十年来，帝国内部不断涌现的“朱三太子案”？

他在位已经五十年，被“朱三太子”的梦魇折磨得太久了。

据《明史》记载，明朝末代皇帝崇祯一共有7个儿子，分别为：第一子朱慈烺，第二子怀隐王朱慈烜，第三子定王朱慈炯，第四子永王朱慈炤，第五子悼灵王朱慈焕，第六子悼怀王，以及皇七子。

这个名单和排行，跟其他史书的记载有出入。在另外一些史书中，第三子定王的名字为朱慈灿，第四子永王的名字为朱慈焕。

虽然是乱世中的末代皇子，但史书对他们的记载这么漫不经心，前后抵牾，连名字都写不清楚，这当中一定有蹊跷。要知道，历史的书写本身就是一种权力，当权者想告诉世人什么东西，想掩盖什么东西，都会在其掌控的史书中得到体现。

在不同版本的历史记载中，朱慈焕究竟是崇祯第四子还是早夭的第五子，涉及到康熙年间一宗谋反案的定罪问题，因此他的身份认定尤其重要。清朝官修史书《明史》把朱慈焕记为第五子，貌似无心之举，其实用意颇深。我将在后面具体阐释这个问题。

无论官修还是私修史书，它们一致表述的是，崇祯的7个儿子中，第二子、第五子、第六子、第七子均早夭。当李自成的起义军攻入紫禁城前夜，崇祯的身边只剩太子朱慈烺、三子朱慈炯（朱慈灿）、四子朱慈炤（朱慈焕）。

崇祯十七年（1644年）三月十九日，崇祯自缢煤山之前，曾召唤三个儿子，命令他们改穿旧衣服，随后语重心长地说：“尔等今日是太子，王城破，即小民也，各自逃生去吧。”

停了许久，又说了一句：“万一得全，来报父母仇。”

三个皇子乔装打扮后，被送出宫，他们以后的行踪，外人难以得知。

据说，护送太监将三个皇子献给李自成邀赏。李自成把这三个皇子当作收拾人心的重要筹码，遂封太子朱慈烺为宋王，其他两个皇子也被封为公爵。四月十三日，李自成亲征吴三桂，随军带上了吴三桂的父亲，以及三个皇子，作为要挟吴三桂的人质，但未能如愿。

李自成的大顺军在山海关大战中惨败，退出北京西走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三个皇子被大顺军裹挟着撤退，随后不知所踪。

几个月后，北京城中，一个落魄少年叩响了明朝最后一任国丈周奎家的大门。

崇祯的大女儿长平公主，当时在外祖父周奎家里，与少年相见之后，掩面而泣。史书记载一鼎盈，周奎也给少年“跪献酒食”。他认定这个少年正是自己的外孙、太子朱慈烺。

但很快，周奎就说这个太子是假冒的，并上报帝国的新主人——清廷摄政王多尔衮。

多尔衮下令辨别太子真假，找来明朝贵妃袁氏和东宫太监一帮人辨认，都说这个太子是假的。但有几名内监坚持说是真的，结果这些说太子为真的人都被处死。御史赵开心在上疏中说了一句“太子若存，明朝之幸”，被清廷认为是留恋故明的流露，差点遭处死。

在杀了一拨人之后，所有人都指认太子是假冒的。

随后，这个被清廷认定为“伪太子”的人遭到处斩。

在案件审理过程中，摄政王多尔衮公开表示：“有以真太子来告者，太子必加恩养。其来告之人亦给优赏。”但实际上，那些指认太子为真的人都遭惩处，而那些指认太子为假的人都得到奖赏。

太子的外祖父周奎的态度前后变化，颇为可疑。当代史学家何修龄通过查阅顺治元年清廷的赏赐记录发现，明朝投降清廷的外戚不少，但独有周奎得到“缎百匹、银百两”的重赏，推测唯一的可能是周奎在出卖、举报和指认“伪太子”一案中立功了。

后世史学家大多认为，此案中的太子其实是真的。著名的明清史专家孟森论证指出，此案中被处死的所谓“伪太子”实为真太子，而被喊来证明太子为假的袁贵妃，其实才是冒牌货。

真真假假，成为明清易代之际一个重要的斗争工具。

在北京的“太子案”刚刚平息之后，位于南京的南明弘光朝廷又冒出来一个自称是朱慈烺的太子。

弘光帝朱由崧听闻消息十分紧张，对辅佐他的马士英说：“朕将何以自处？卿等细细查辨。”潜台词很明显，如果此人真是太子朱慈烺，那我还有什么资格坐这个位子？

马士英心领神会，立马组织了一帮人对少年辨别真伪。

据说少年举止傲慢，众人不敢轻下定论，最后，被激怒的大学士王铎说了一个“假”字后拂袖而去。马士英等人于是拍板，一致认定此人为“伪太子”。

在接下来的审讯中，这个少年招供称，自己本名叫王之明，是万历朝一个驸马的侄孙，乱世中突发奇想，假冒太子之名来求取富贵。

朱由崧松了一口气，赶紧命人将审讯记录颁行天下，以正视听。

无奈，当人们相信一件事情背后牵涉政治阴谋时，真伪的认定就失去了权威性和说服力。尽管弘光朝宣布这是个“伪太子”，但反对者也可以站出来声称朱由崧为了保住自己的帝位，故意以真为假。

在武昌拥兵自重的左良玉此时借口救护太子，打着“清君侧”的旗号，出兵准备攻入南京。马士英将原本在东线防御清军的部队西调，去打左良玉。这场致命的内讧很快终结了弘光朝这个短命小朝廷。南下清军在东线防务空虚的情况下，轻而易举渡江攻破南京。

由于弘光朝的内讧是由“南太子案”引起的，当时有史学家指出，这个叫王之明的“伪太子”其实是清廷派出来的间谍，“借以蛊惑人心”，让南明政权“同室互斗”。不过，这一说法无法证实。

有意思的是，攻破南京城后，清军主帅多铎命人将关在狱中的王之明释放，毕恭毕敬地迎接、让座，并对南明降臣说：“此真太子也。”

此时此刻，多铎是南京城内的老大。他说太子是真，就是真，没人敢质疑和反对。

据说，多铎还将朱由崧所选的妃子，赐给了所谓的“真太子”王之明。

正如我前面所说，太子的真假，全由政治斗争的需要来决定。多铎认为，树立一个“真太子”可以安定新归附的江南地区，所以就认定王之明是太子朱慈烺。等到江南的秩序稳定下来，这个“真太子”遂遭到冷落。

清廷最终仍以假冒前朝太子之名，匆匆将其处死。

南、北两起“太子案”终结后，历史上再无关于太子朱慈烺的任何消息。但是，崇祯剩下的两个皇子——三皇子和四皇子，尤其是三皇子，开始以影子的形式频繁活跃在反清复明的舞台上。

这就是所谓的“朱三太子”——清朝入关七八十年间，一个最神秘的政治敌人。

据不完全统计，自顺治至雍正中期，帝国内部打着“朱三太子”之名起义、谋反或行骗的事件，至少发生了20起。其中最大的几起，都发生在康熙朝，这正是康熙对陈四一类的群体流民十分敏感和厌恶的原因，搞不好这又是一起“朱三太子”式的谋乱。康熙对“朱三太子”的记忆太深刻了一鼎盈，他曾说，在他在位期间，“匪类称朱三者甚多”。

随着明亡的年月越来越远，民间对崇祯之子的排序和名号的记忆也越来越模糊。起事者自称“朱三太子”，有时候指的是皇三子，但大多时候指的其实是皇四子。他们给“朱三太子”安的名字也千奇百怪，都是叫朱慈×，但几乎没有一个是一样的。有的叫朱慈璊，有的叫朱慈英，靠谱一点的，叫朱慈炯、朱慈焯、朱慈焕、朱慈焞等等，这些至少知道明朝皇室子孙起名都用金木水火土五行做偏旁，崇祯的儿子轮到用“火”字旁。

顺治十三年（1656年），直隶真定出现了一个自称是“朱三太子”的人，他说自己叫朱慈焞。这个“朱三太子”亦欲举事抗清，先搞庙会集资，香客按照未来明朝光复后的官职捐献相应价码的香火钱。结果，两个捐了未来七品县令的人因为争抢道路大打出手，把整个反清复明的大计划捅到了官府。自称朱慈焞的“朱三太子”随后被处死。

类似事件在顺治朝发生多起，但相比当时的南明政权，这些“朱三太子事件”给清朝造成的影响并不大。康熙继位后，除了台湾的郑氏集团坚持抗清之外，清廷基本实现了对明朝疆域的全面征服，此后，以“朱三太子”为旗号反清复明的事件越来越多，影响也越来越大。

康熙十二年（1673年）十一月二十一日，吴三桂在云南起兵，扬言要在明年元旦把朱三太子推上帝位。

一个月后，消息传至北京，汉人杨起隆伪称自己就是“朱三太子”，并组织了千人规模的八旗汉人奴仆起义队伍，起义者自称“中兴官兵”，建年号“广德”，以头裹白布、身束红带为标志，约定十二月二十三日五更时分在“京城内外，放火举事”。因消息走漏，杨起隆提前一天仓促起事。

康熙获悉这起发生在天子脚下的“朱三太子事件”，极为震惊，命令关闭京师九门，缉拿起义者。史书记载，“获贼既多，斩头无地，以车满载出九门斩之，尸积如山，如是者八日”。

杨起隆随后成为仅次于三藩之乱首领人物的特级通缉犯，康熙一刻也不放松对他的缉捕。大约七年后，陕西汉中缉拿了一个自称“朱三太子”的人，又称自己就是杨起隆。康熙却认定，此人既不是朱三太子，也不是杨起隆，仅是杨起隆起义队伍中的一个逃犯，后来托名造反而已。又过了两年，康熙还不忘提醒帝国官员，别忘了缉拿杨起隆的事。可见这个伪“朱三太子”在康熙心中留下了多大的阴影。

康熙十六年（1677年），福建漳州人蔡寅自称“朱三太子”，组织“白头军”抗清。

康熙十八年（1679年），清军在湖南新化县一座寺庙内俘获了一个自称“明朝太子朱慈灿”的人。此人自述曾随李自成败军离京，后在河南出家为僧，流落江西、湖广20余年，因病还俗。康熙为此专门询问过明朝的老太监，最后含糊地认定“大约是假”，并将其处死。

对于此起彼伏的、大大小小的“朱三太子事件”，康熙一概十分关注，并亲自介入。真正的“朱三太子”或许从未现身，但已经在帝国的统治者心中留下了挥之不去的梦魇。

康熙四十七年（1708年），一个可能是真正的“朱三太子”被捕了。

事情源于浙江的一起反清复明起义。张念一以“朱三太子”的名义起事，建年号“大明天德”，扬言“朱三太子要复中原”。起义失败后，张念一被捕，清廷在审讯中获悉一个可能是真正的“朱三太子”长期生活在江浙一带。于是，一张缉捕之网悄然张开。

大约两个月后，山东巡抚报告，在境内缉获了“朱三太子”。被捕后，“朱三太子”供称，他已改名王士元，“原姓朱，是明朝后裔，排行第四，叫慈焕，我二哥哥早死了，我与三哥哥同岁，自十岁上就离开了”。

据其供述，当年，李自成大顺军自北京败退后，朱慈焕流落到安徽凤阳，偶遇一名姓王的明朝给事中，说明了自己的真实身份，王收养了他，并为他改名王士元，随其子弟读书。朱慈焕十九岁时，王家突遭变故，朱慈焕再度流落江湖，几年后，他娶了胡姓女子为妻，落户浙江余姚，在家开设私塾，人称“王老先生”。

朱慈焕曾向密友透露过他非同寻常的身份，消息由此传开来。张念一等人得知后，遂拥戴这个“朱三太子”反清，这让朱慈焕很害怕，从起义一开始就四处躲藏。期间，他的妻妾、女儿、儿媳等人因官府通缉而上吊，三个儿子也被捕。他本人被捕后供述：“我从没有非分之想。遇见他们要妄为的人，我惟有躲避了，因劝不住他们，所以躲到山东，苟延残喘而已。”

在康熙的授意下，清廷对这个“朱三太子”的审讯规格定得非常高。朱慈焕祖孙三代七人被押解到京城，由九卿会审。

当时，朱慈焕已经75岁高龄，他对主审官员说：“吾今年七十五岁，血气已衰，鬓发皆白，乃不作反于三藩叛乱之时，而反于清宁无事之日乎？且所谓谋反者，必占据城池，积草屯粮，招买军马，打造军器，吾曾有一此乎？”

刑部认定他未参与谋反之事，但又下定论说：“朱某虽无谋反之事，未尝无谋反之心。”

然而，最终的定罪，却与谋不谋反无关。

几名大学士在联合审讯后，由张廷玉结案上奏说：“王士元自认崇祯第四子，查崇祯第四子已于崇祯十四年身故，又遵旨传唤明代老太监，俱不认识。王士元明系假冒，其父子俱应凌迟处死。”

康熙要朱慈焕死，底下人自然明白怎么操作——假冒前朝皇子，这个罪名既能让清廷摆脱严苛无情的骂名，又能让不管真真假假的帝国潜在敌人消弭于无形。正如孟森所说：“以前朝皇子非罪名，务令以假冒为罪。”真是前朝皇子，那是没罪的，按清廷宣称的政策还必须优待，所以一定要说他是假冒前朝皇子，这样才能定罪。

就这样，75岁的朱慈焕被凌迟处死，他的儿孙也被杀。整个家族遭遇了灭顶之灾，无一幸存。

后来，清廷在修《明史》的时候，为了掩盖被杀的朱慈焕的真实身份，在崇祯几个儿子的排序和名字上做了手脚。朱慈焕自供是崇祯第四子，《明史》却记载崇祯第四子为朱慈炤，第五子为朱慈焕。因第五子早夭的事实众所周知，清廷就可顺势摆脱杀害朱慈焕的嫌疑，而进一步坐实康熙四十七年凌迟处死的这个“朱慈焕”是个冒牌货。这就是我前面所讲的，历史书写本身就是一种权力，它可以掩盖一些事实，也可以制造另一些事实。

总之，康熙四十七年的朱慈焕之死，是清朝入关以来“朱三太子”最接近真实的一次现身了。此后，民间仍以“朱三太子”为反清复明的象征，但通通都是假托其名而已。

1644年清廷入关，对明朝臣民宣布：“义师为尔复君父仇。”我们是替明朝复仇来的，明清的共同敌人是李自成的农民军。这个口号很有迷惑性，一开始颇得明朝臣民的认可，连南明弘光朝都曾计划与清军联手打农民军。

与“替明朝复仇论”相配套的是，清廷多次宣称礼遇和优待明朝皇室子孙。这是顺理成章的，你想啊，不可能我说替你报仇，完了把你全家都做了吧，这样狼子野心全暴露了，还怎样取信天下！

顺治在即位诏中，承诺明朝宗室贵族“首倡投诚，先来归顺，赴京朝见者，仍给禄养”，只要跟了我，你们的待遇不变，跟明朝一样。清军攻克南京后，重申“遇明朝子孙，素从优厚”。

康熙也曾在南巡期间，亲自祭拜明太祖朱元璋的孝陵，看到陵寝损坏严重，无人专职看守，遂表态说：“朕意欲访察明代后裔，授以职衔，俾其世守祀事。”

但事实上，由于明朝实行同姓贵族分封制，皇室成员众多，且在各地拥有巨大的政治和经济特权，南明各政权正是拥戴各个宗室成员建立起来的。所以，清廷对明朝宗室势力颇为忌惮，表面上宣称要优待，要寻访后裔供起来，背地里却对有实力、有身份而可能对其统治构成威胁的明皇室成员采取了斩草除根计划。

怎样不动声色地斩草除根，这是个技术活儿。

康熙拜祭完明孝陵，交代当地寻找明代后裔，地方官最终以“虽经查访，亦难得实”——找了，但明代后裔身份无法核实——而作罢。这是一种人畜无害的说辞，既顾全了皇帝的体面，又不至于真的找个明代后裔供起来，成为民间反清复明的象征。

然而，更多的时候，清廷采用的是“假冒”的罪名，将真真假假的明代宗室成员，一概置于死地。

真身一旦出现，按照清廷宣称的政策，不仅不能加害，还要礼遇优待。这是清廷不愿意承受的结果。因此，不管真假，一概认定为假，这就有了正当杀害的理由，一劳永逸。这就是清廷的如意算盘。上文讲到的所有“明太子案”“朱三太子案”，全部被清廷公开认定为“伪太子”“伪朱三太子”并处死，原因在这里。仅有多铎攻下南京后，一度为了政治需要宣称南京那个王之明是“真太子”，但很快，“真太子”进京后被覆案，重新认定为“伪太子”，匆匆处死。

不仅是各种名目的末代皇子被“打假”，连明朝宗室，清廷也以“打假”之名进行杀害。

明朝永安王宗室朱华塘，封镇国将军。顺治二年（1645年），多铎兵临江南，朱华塘投降后，携清廷恩诏一纸赴湖广招抚，见族中宗室俱已投顺，自己便在九华山出家。后外出化缘，在江西九江被捕。朱华塘当时已经79岁高龄，“衰病垂危”，但清廷仍以“诈传亲王令旨”罪将其处死。一个“诈”字，说明清廷认定这个朱华塘是冒牌货，跟后来康熙时期处死朱慈焕的操作，如出一辙。

明亡后，明朝宗室朱应龙出家为道，改名王道真，暗地里招募英雄好汉，密谋“恢复故业”，后被陕西平凉府捕获。被捕后，朱应龙只揖不跪，自供身世说是“天启东宫太子”。尽管王道真供述东宫太子细节甚详，但清廷仍以“诈称天启东宫”罪将其处死。

但是，问题也来了。

清廷自以为以“假冒”之名可以从肉体上消除明朝宗室敌对力量，却没想到，由于那些“真身”迟迟未被认定，导致后续有无数的“真身”冒出来。“朱三太子”在清朝入关后80年内层出不穷，成为孟森所说的社会反清复明的一种“公名”，正是因为清廷从未承认其中任何一个人是真正的“朱三太子”，所以民间始终相信真正的“朱三太子”还活在人间。这就叫“假作真时真亦假”，真真假假，官民双方都可以从自身立场出发进行阐释，各取所需。

假如清廷从一开始就“以假为真”，认定具体的一个人为“朱三太子”，那么，哪怕真正的朱三太子现身了，他也难以自证为真，“朱三太子”这个名号的能量想必就会小很多，不至于折磨了清朝几十年。

尽管雍正中期以后，“朱三太子”再未出没（此时“朱三太子”要在世，已经年近百岁，打他的旗号，有违人寿的常识），但“朱三太子案”后遗症，仍然深深笼罩在雍正心中。雍正在他的《大义觉迷录》中说：“从来异姓先后继统，前朝之宗姓臣服于后代者甚多，否则隐匿姓名伏处草野。从未有如本朝奸民假称朱姓，摇惑人心若此之众者。”

到了乾隆时期，一个虚构的人物——朱洪英取代“朱三太子”开始走红，成为反清复明的象征性人物。天地会的起源传说中，就主打朱洪英要复兴明朝的点，作为吸纳会众的共同记忆。这也算是“朱三太子”留给乾隆的一个恶梦，终其一生，他像他的祖父和父亲一样，对各种可能存在的聚众谣言和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妖术，都十分恐惧，必欲彻查追问到底。